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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2019年11期《文藝爭鳴》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艷粉街啟示錄

 
王德威

“惟有我一人逃脫, 來報信于你。”—《圣經·舊約·喬布記》

 

雙雪濤 (1983年出生) 是當代中國最被看好的小說家之一。2015年他的短篇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出版, 迅速引起關注。這部小說以他生長所在——東北沈陽市鐵西區為背景, 白描世紀之交的浮生百態, 敘事精準冷冽, 淡淡的宗教啟示氣息尤其耐人尋味。

近年來, 雙雪濤異軍突起, 顯示了他狀寫現實的能量。他明顯受到現代主義風格的影響, 王小波、海明威、村上春樹都是他的師承。另一方面, 他的故事觸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隱痛, 寫出了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群像。他有意無意地展現底層寫作面向, 也因此得到左翼批評者的歡迎。更有意義的是, 暴露一個社會的頹敗憊懶之余, 雙雪濤預留了出走甚至超越現實的余地。書名《平原上的摩西》已經充滿暗示性。

2010年, 雙雪濤還是沈陽市銀行的一名職員, 因緣際會, 參加了臺灣“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征文, 以《翅鬼》一舉獲得首獎。之后他又得到臺北市文學獎創作年金贊助, 寫出《天吾手記》 (2012) 。這兩部小說成為雙雪濤放棄銀行工作、專事寫作的契機。《翅鬼》講述神秘的雪國里, 有翅膀、能飛翔的“翅鬼”恒久受到沒有翅膀者的奴役, 直到“翅鬼”企求逃出雪國, 引發驚人轉折。《天吾手記》則處理一則沈陽少女的神秘失蹤案, 和一名年輕警察的探索考驗, 最后所有線索卻指向臺北。

沉淪與逃逸、邂逅與消失, 隱晦幽深的惡與靈光一現的善相互糾纏, 是雙雪濤在《翅鬼》《天吾手記》中頻頻致意的主題。然而是在《平原上的摩西》的鐵西區艷粉街傳奇里, 這些主題才落地生根、有了動人的呈現。

為什么是鐵西區?鐵西區是重工業區, 20世紀末經歷巨大轉型沖擊。鐵西敘事因此有了寓言向度:是東北作為國家重工業基地的興衰始末, 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沉痛表白。而雙雪濤為這樣的敘事添加個人維度。他生長在鐵西區的艷粉街, 這個地方藏污納垢, 卻帶給他最深刻的啟蒙經驗。彳亍在鐵西廢墟里, 雙雪濤撿拾歷史狂飆后的殘骸, 喟嘆父輩所經歷的信仰與挫敗, 反思年輕世代的艱難探索。但他不愿做出簡單的論斷, 轉而“橫生枝節”, 擬想救贖契機。他的故事陰郁荒涼, 內里卻包藏著抒情的核心。在那里, 詩意顯現, 神性乍生。

一、從鞍鋼到鐵西

《平原上的摩西》主要以中國東北沈陽市的老工業區鐵西區為場景。故事中的人物多半和工廠有關。他們生長于斯, 以此為安身立命之地。但20世紀末國有企業重整, 曾經天經地義的體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1990年中期出現下崗現象, 一大批工人和他們的眷屬、小區被迫另起爐灶, 其中包括了雙雪濤的父親和親友, 以及小說中的人物。

《平原上的摩西》的場景是下崗現象之后的鐵西。曾經的憤怒和困惑已偃旗息鼓, 成為抑郁恍惚的日常。頹敗的廠房、困蹇的居處、混亂骯臟的街道。閑人廢人無以自處, 他們酗酒、下棋、撞球、游蕩、斗毆, 擺出的無非都是不甘就范的擬態。他們從以往大機制的齒輪墜落, 墜落到無邊的空虛里。而這空虛仿佛傳染病似的, 蔓延到他們子女身上, 以及周遭的一切。雙雪濤多篇作品中都以一個青春期的少年作為敘事者。由他的眼光看出去, 父輩的困境難以自拔, 同輩的墮落已是命運的必然。而這個少年將何去何從?

鐵西區建制于1938年, 因位于沈陽市郊鐵路西側而得名, 是偽滿洲國時期日本在東北最重要的工業建設之一。當時如三井、三菱、住友等日商都在此設廠。1949年后, 沈陽成為新中國機械制造業中心, 鐵西更是重中之重。由蘇聯支持的上百工業項目均設立于此, 形成中國最大的工人聚落。1951年, 共和國第一枚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金屬國徽即來自鐵西, 象征意義自不待言。然而80年代以來, 鐵西面臨國家企業轉型的艱難挑戰, 曾經輝煌一時的工業區, 此時與弊端、污染、倒閉、下崗、民怨、治安敗壞成為同義詞。

艷粉街位于鐵西區南端, 原名艷粉屯, 清代曾是種植胭脂作物、用以進貢皇家的所在, 民國時代是貧民窟, 50年代中期形成街道組織。在雙雪濤筆下:

一九八八年的艷粉街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準確地說, 不是一條街, 而是一片被遺棄的舊城, 屬于通常所謂的三不管地帶。進城的農民把這里作為起點, 落魄的市民把這里當作退路, 它形成于何年何月, 很難說清楚, 我到那里的時候, 他已經面積擴大, 好像沼澤地一樣藏污納垢, 而又吐納不息。(〈走出格勒〉)

艷粉街是雙雪濤成長的所在, 也是他小說想象的原型。現當代小說以地景作為敘述輻輳點的作品所在多有, 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白先勇的《臺北人》只是最明顯的例子。雙雪濤必須呈現獨到之處。艷粉街龍蛇混雜, 層層疊疊的棚戶安置著千百社會底層生命。在居民嘈雜和喧囂中, 雙雪濤感受到他們難言的隱痛, 以及由此而生的隱喻。墮落和痛苦能有什么樣的救濟?當暴力緩慢地滲入生存底線, 是帶來卡夫卡式的荒謬循環, 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天啟?艷粉街晦暗而滄桑, 深處卻矗立著一座老教堂, 光明堂。

2003年, 導演王兵曾拍攝一部長達九小時的紀錄片《鐵西區》, 以最素樸的新式呈現這一大片工業區里荒涼的人事即景, 成為當代經典。艷粉街就是其中重要主題。另外張猛的劇情片《鋼的琴》 (2010) 也以鐵西為背景, 描摹下崗工人維持生活尊嚴的不易。作為小說創作者, 雙雪濤如何藉由文字傳達他的視野?我認為《平原上的摩西》必須安置在更廣義的東北工業敘事脈絡里, 才能彰顯小說的爆發力。

1949年新中國成立, 東北接收此前日本和蘇聯重工業基礎, 迅速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地區。不止鐵西, 撫順、鞍山、本溪、長春等地也各有傲人發展。東北以此和廣大天然資源, 被稱為“共和國的長子”, 地位可見一斑。新中國成立初期, 東北工業基本循蘇聯模式經營, 但在1960年春, 毛澤東提出“鞍鋼憲法”, 強調“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 工人參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鞍山鋼鐵廠位居全國龍頭, 毛澤東以此為他的工業論述命名, 自然有石破天驚的意義。“鞍鋼憲法”與“馬鋼憲法”——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一條鞭管理制——針鋒相對。借此, 毛澤東表明與蘇聯分道揚鑣的決心, 以及中國工業所追尋的理想。新中國初期國家工業里, 既有個人的參與監督, 也有集體的合作管理;工人既是黨和國家機器的螺絲釘, 又是社會主義樂園的主人翁。“鞍鋼憲法”就是個烏托邦敘事。

“鞍鋼”經驗和文學生產有什么關系?早在新中國成立前草明 (1913—2002) 、周立波 (1908—1979) 、馬加 (1910—2004) 等人已經被委以寫作工業小說的任務, 其中以草明最為突出。1948年她就推出《原動力》, 敘述鏡泊湖水力發電廠設立時一群工人群策群力、戰勝自然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經過。1950年草明再接再厲, 出版《火車頭》, 內容可從書名思過半矣。值得注意的是, 草明之后扎身鞍鋼基地、實地體驗工人生活, 終于在1959年完成《乘風破浪》, 寫的正是某鋼鐵廠工人努力爭取當家作主, 完成大煉鋼鐵的任務。自此“鞍鋼”有了自己的故事。這類故事在李云德的《沸騰的群山》 (1971) 中達到高潮。1

“鞍鋼”敘事投射龐大史詩背景, 已有天啟意義。在這一語境里, 雙雪濤的鐵西故事才顯現它的深度。當年的鐵西何曾不就是另一個鞍鋼?“時間開始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呼聲有如《創世紀》般預言新紀元到來。但半個世紀后, “乘風破浪”的步伐瀕臨結束時, 竟是這樣的拖泥帶水、創傷處處。如果“兩參一改三結合”真的成功, 就不會有工人下崗的現象了。

鐵西之外, 是雙雪濤對家鄉東北的無盡感慨。改革開放以后的東北遭遇種種挑戰, 不僅產業下滑, 民氣積弱, 甚至人口不斷外流, 成為亟待振興的區域。從“時間開始了!”到時過境遷, 雙雪濤在紙上重訪艷粉街, 有太多不能已于言者的感觸。然而面對故鄉困境, 他無意感時傷逝而已, 那仍然是現實主義的路徑。他更要在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中找尋幸存者—《圣經·喬布記》這樣說:“唯有我一人逃脫, 來報信于你。”《平原上的摩西》關乎的不只是東北工人生存境遇的問題, 而更是東北人信仰的困境與回歸的問題。

二、“報廢者”與“報信者”

這些“報信者”是誰?他們是下崗以后酗酒蝸居在家的父親 (《大師》) , 是曾經犯下殺人罪的父親 (《平原上的摩西》) , 是徘徊火車上的殘疾人 (《跛人》) , 是離家出走、剛剛墮入勒索行業的孤兒 (《大路》) , 是以好勇斗狠甚至以自殘為傲的無賴 (《無賴》) , 是即將陸沉的山村里的流浪詩人 (《長眠》) , 是有精神分裂傾向的青年 (《我的朋友安德烈》) , 是一路走向墮落的女孩 (《走出格勒》) , 是監獄歸來的和尚 (《大師》) 。

這些人物浮游于社會底層, 從任何的角度說, 他們是畸零人、失敗者、犯罪者、重癥病人, 或根本就是無賴。然而雙雪濤對他們別有一種親近之感。《大師》里, 下崗的父親百無一用, 唯獨棋藝高超, 沒有敵手。某日他遭到一個無腿和尚挑戰, 后者是當年手下敗將。但再次鏖戰的勝負關頭, 父親竟棄子投降, “他的眼睛從來沒有這么亮過。”和尚贏了棋局, 念頭一轉, 突然明白什么:“棋里棋外, 你的東西都比我多。如果還有十年, 我再來找你, 咱們下棋, 就下下棋。”《大師》的細節遠較此復雜, 但雙雪濤的敘事風格已經浮現。生活的敗北者是廢物, 是渣滓, 卻總有深藏不露的一面。父親的棋藝空前絕后, 但在關鍵時刻卻寧愿認輸。和尚是誰?何以歸來?而父親又是怎么樣的人?一股淡淡神秘氣息縈繞不去。父親逝后, 他的棋藝就此失傳。

《大師》讓我們想起20世紀80年代阿城的成名作《棋王》, 同樣是以藏身民間的棋藝高手, 折射一個時代的平庸與無明。但雙雪濤所安排的棋王是個父親, 這使他的故事陡然有了倫理向度。即使命運多舛, 父親卻在唯一可以贏得尊嚴的剎那突然松手, 成全對方。他似乎在和尚殘缺的身體、歷盡風霜的面容上, 印證了難以言傳的、人我相生相克的共業, 因而有了不忍之心。棋盤之外, 雙雪濤刻畫父親真正能量所在—就是慈悲。

在《無賴》里, 雙雪濤描寫了父親的一個朋友, 好勇斗狠, 無所不為。卻是這樣一個下三爛收容了下崗后走投無路的父親一家三口。此人神魔兼備, 夸示勇氣的方式是用酒瓶痛砸自己的腦袋, 玩命也就不過如此。然而當故事急轉直下, 無賴竟挺身而出, 以自己的性命作為籌碼。他倒下的那一刻, “好像有誰拉動了總開關——工廠里所有的機器突然一起轟鳴起來, 鐵碰著鐵, 鋼碰著鋼, 好像巨人被什么事情所激動, 瘋狂地跳起了舞。”在《我的朋友安德烈》里, 雙雪濤的主角成為敘述者的同學, 一個“不學有術”的混混。從學校到社會, 安德烈總是不按牌理出牌, 處處違反人情世故, 但他面對是非曲直卻又洞若觀火。安德烈思考國家大事到宇宙問題, 越發狂亂, 最后被送進精神病院。他真的瘋了么?一個世紀以前魯迅的《狂人日記》于是有了最新版。

這些艷粉街上的人放蕩而沉淪, 卻有某種堅持。當父親自廢武功時, 當無賴以酒瓶砸向自己的腦袋時, 或當安德烈在精神病房里喃喃自語時, 他們仿佛要以最有限的生命籌碼, 創造奇跡。經濟倫理一向以“有用”是尚。雙雪濤的人物儼然流露“無用”之用的可能。他們的行徑如此不可思議卻又若有所指, 以至有了奇異的審美暗示, 有了詩意。

雙雪濤的“廢人列傳”包括詩人, 因此并不令人意外。《長眠》是個晦澀的故事。敘事者是銀行職員, 突然接到一個詩人舊友的死亡消息, 匆匆踏上了悼亡之旅。冰封的荒原, 即將陸沉的山鄉, 真槍實彈的械斗, 一切圍繞著一具冰凍的尸體發展—一個詩人的尸體。就此, 雙雪濤亮出了他的底牌。“死亡, 是哲學的, 是詩性的。”唯有詩描摹生命的荒謬于萬一, 也構成了荒謬的核心。小說以詩人的遺作《長眠》作結:

讓我們就此長眠,

并非異己,

只是逆流。

讓我們就此長眠,

成為燭芯,

成為地基。

讓我們就此長眠,

醒著,

長眠。

詩人的文字猶如偈語, 卻成為我們思考雙雪濤廢人倫理的線索。在一個號稱乘風破浪、天天向上的社會里, 詩人無所事事, 向死而生, 注定是邊緣人。但“詩人并非異己, 只是逆流”。他們咀嚼文字, 試圖說出難以言傳的真相;他們自嚙其心, 回味著初心本味的苦澀。死的奧秘, 生的惘然, 穿衣吃飯的日常中, 閃爍著生命的幽光。

回到前述的鐵西敘事。有多少年, 共和國的宏大敘事運作有如機器, 丁是丁, 卯是卯, 容不下任何運轉意外。“自動糾錯”、興廢立新不僅是國家建設的憧憬, 甚至是道德立法的律令。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在四五十年代風靡一時, 不是偶然。80年代以來, 宏大敘事迸裂, 但國家機制仍然運行不輟。唯有在虛構世界里, 廢人——不論是頹廢、殘廢、還是報廢——紛紛出現, 提醒我們那些被“包括在外”的主體。從韓少功的《爸爸爸》到余華的《一九八六年》, 再到閻連科的《受活》《日熄》都是例子。

雙雪濤是在這個脈絡下敘說他的艷粉街故事。與前輩不同的是, 他在廢人群像中重新看見了重啟倫理關系的可能, 更看見最另類的詩意。殘缺的身體, 報廢的經歷, 無償的信仰, 無不成為這些人物銘刻、演義生活意義的形式。他們身心的潰敗成為隱喻, 投射社會的、也更是生命的黑洞。但更重要的, 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們帶來奇妙的啟悟契機。走出無物之陣, 他們是“報信者”。

于是我們有了像《走出格勒》這樣的作品。依然是烏煙瘴氣的艷粉街。陰暗潮濕的撞球場、無所事事的青年男女、難以啟齒的家庭創傷, 烘托一個少年艱難的啟蒙儀式。故事中少年父親入獄, 家庭破碎, 前途黯淡。一日他隨女伴出門遠行, 來到城外巨大的廢棄礦場。空虛的廠區、高聳的煤山、怪物般的機器, 那是怎樣猙獰而荒涼的廢墟:

這是哪啊?我問。列寧格勒, 她說。我大吃一驚說, 真的?她說, 傻逼, 旁邊有字。在鐵門旁邊的石墻上, 有四個紅字, 像是許多年前刷上去的, 好多筆畫已經脫落, 不過還是能辨認出是“煤電四營”四個字。

列寧格勒就是蘇聯時代的圣彼得堡, 在這里成為不請自來的暗號, 召喚出“煤電四營”曾經追求的海市蜃樓。故事高潮, 少年發現自己落單迷失在礦山間。天色已暗, 黑幕掩來, 無路可出。他闖到一攤積水邊, 只見一只手浮出水面。情急下他脫下短褲, 將那手綁在一輛煤車的鐵桿上, 一點點把溺水者拉出來——后事如何, 讀者必須自行分曉。

1987年, 余華以《十八歲出門遠行》開啟先鋒寫作。在那個故事里, 遠行的少年最后陷在暴民反噬的僵局里, 動彈不得。二十多年后, 雙雪濤的少年出門遠行, 闖進“煤電四營”。在最黑暗無助的情況里, 少年卻伸出援手, 拉住那只即將沉沒的手。雖然他功虧一簣, 卻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洗禮, 終于走出“格勒”。我們要問, 是少年救贖了那神秘的陷溺者?還是那只神秘的手救贖了迷路的少年?在那一刻看似徒勞的救援里, 雙雪濤寫出了心中塊壘。

三、“向下超越”的方法

從“報廢者”到“報信者”, 雙雪濤作品對超越面向的興趣和描寫, 已有評者紛紛指出。最明顯的當然是他對《圣經》典故的引用。像是《大師》里的神秘和尚, 懷里竟然揣了個十字架。或《長眠》的篇頭按語就是上述《喬布記》的金句:“唯有我一人逃脫, 來報信于你。”他另一本小說集《飛行家》里的《光明堂》更以一座教堂作為主題。而《平原上的摩西》的出處更是不言而喻。

雙雪濤不諱言來自村上春樹的影響。村上作品善于處理日常生活的小奇跡。淡淡的奇想懸念、似曾相識 (uncanny) 的邂逅與分離、無可承受之輕的生命思考, 曾被一個世代的全球小清新讀者奉為經典。但同樣的裝置放在雙雪濤的鐵西世界里, 畢竟格格不入。他早期的《天吾手記》就有這樣的毛病。另一方面, 左翼評者也已指出, 雙雪濤提醒我們矚目經濟狂潮下被席卷的工人階層和無產者。他們是被侮辱和被損害者。而他們對社會正義和公平的渴求、對群體關系的向往, 正是時代與社會仍須努力的信號。

這些評論立場雖然不同, 都指向雙雪濤作品對所謂“神性”的思考。在當代中國文學里, 這是久違了的題材。80年代以來的尋根、先鋒運動雖在題材和風格上做出極大突破, 但基本是新啟蒙論述下操作的文學。那是“放逐諸神”的時代。吊詭的是, 上個世紀末新左、新自由、新儒家三大陣營交戰, 竟然創造出不可思議的空間, 為諸神歸來鋪路。例如80年代曾經倡導基督神學的劉小楓改換方向, 致力恢復漢代公羊學派讖緯之學的晚清脈絡。2以“天下論”知名的趙汀陽甚至提出將中國視為一個“政治神學”的概念。“中國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國本身, 或者說, 中國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信仰, 以配天為存在原則的中國就是中國的神圣信念。”3“政治神學”始作俑者施密特 (Carl Schmitt) 在中國魂兮歸來。

知名學者汪暉也從魯迅作品中找尋思想資源, 發表了《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4在他看來, 阿Q雖然粗鄙無文, 但他暴起暴落的生命未必一無是處;至少在六個瞬間里, 阿Q顯示他對社會的彷徨以及改變現狀的微弱吶喊。中國的社會因循茍且, 但在循環的過程中, 政治潛意識也一樣去而復返, 幽幽縈繞, 仿佛“有鬼”一般。阿Q因此沒有白白犧牲, 因為他求生存的本能已經顯示中國主體性的“下層建設”仍然蠢蠢欲動, 蓄勢待發。汪暉稱這種能動性為“向下超越”。

汪暉企圖藉“向下超越”的論述, 擺脫以往啟蒙與革命的簡單辯證。他質疑大人先生的高調, 轉而從社會底層如阿Q的身上找尋生命原初本能的動力。這樣的論述其實前有來者, 不是別人, 就是1940年代倡導“主觀戰斗精神”的胡風 (1902—1985) 。但汪暉走得更遠, 強調生存的物質性本能就是“超越”的動機;他從而懸置了胡風所強調的主觀性。然而汪暉仍然難免有先入為主之嫌:畢竟他所謂的“本能”本身已經被物化—或神化—為革命的唯一出路, 與唯心的“主觀戰斗精神”成為五十步與百步的拉鋸。而在革命世紀終了后談論革命幽靈的永劫回歸, 除了發思古之幽情外, 難免為識者嘲諷為阿Q“精神勝利法”的重新包裝。5

我仍然認為“向下超越”有其批判力, 但卻無須再獨沽一味, 僅從魯迅作品中苦思微言大義。我們大可以從當代文學中找尋靈感。雙雪濤的作品只是其中一例, 其他可參考的如韓松的《醫院》 (2018) 三部曲等。而我之所以強調《平原上的摩西》, 正是因其對超越的方向和方法有獨特見解。對雙雪濤而言, 他的作品當然始自人物“向下超越”的掙扎, 但他并不排斥“向上超越”的可能。這不意味雙雪濤對宗教或圣人有任何期許;他顯然對凡夫俗子所可啟動的一線靈光更心向往之。底層寫作不必只和生命本能或淺薄的人道主義搭上線;在渴求溫飽和欲望滿足的同時, 工人與農民一樣有敬畏、慈悲、懺悔、謙卑, 以及愛的能量。這些能量必須落實在生命的艱難實踐里, 以及“有情”之人的見證里, 而其結果難以預料。

《平原上的摩西》最受讀者青睞的作品就是與書名相同的中篇《平原上的摩西》。這篇小說采取多重視角, 切入世紀末鐵西區工人下崗的前因后果, 故事緣起則上溯到“文革”時期。人物包括轉業成功的企業家、改行的出租車司機、意外受傷瘸腿的女孩、尋兇辦案的老少兩輩刑警, 以及一位研讀《摩西五經》的母親等。故事的重心則落在一件讓東北人心惶惶的連環搶劫兇殺案、陰錯陽差的緝捕, 以及無從挽回的悲劇后果。

這篇小說里, 雙雪濤習于處理的原型人物基本到齊, 所有的角色和事件環環相扣。一路讀來, 我們不能不為其間偶然關系所困惑, 并感嘆生命的無常。然而只有將故事放回當代東北歷史語境, 從“文革”的混亂到國有企業解體, 從工人下崗到社會治安混亂, 雙雪濤蒼莽的視野才有了依托。

《平原上的摩西》令人好奇的當然是小說何以如此命名。雙雪濤可能認為上個世紀末東北所面臨的困境如此沉重, 他企圖從宗教角度召喚天啟, 思考救贖可能。小說中的兩位女性有機會研讀《摩西五經》, 與其說她們在尋找任何信仰皈依, 不如說她們從讀經過程中發展出相濡以沫的關系, 作為向下或向上超越的準備。事實上, 摩西率領子民出埃及、尋找迦南美地的典故僅僅點到為止, 并不主導小說情節主線。哪個人物最令人聯想到摩西也成為評者莫衷一是的話題。

小說最后, 兇殺案即將水落石出, 青年刑警與殘廢女孩約在一座湖的湖心見面。他們各自劃著船, 背負著父輩罪與罰的秘密, 也心懷彼此的盼望。但他們真能相見而和解么?湖水悠悠, 載浮載沉, 就在此刻, 摩西分開紅海的愿望出現彼此之間。但湖水真能分開, 或化為平原, 通向應許之地么?小說戛然而止。

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其實是個沒有神跡的故事。也因此, 他為“向下超越”的論述提供另一種解答方式。“神性”期待的不必取決于宗教啟悟的有無, 或革命幽靈是否復返, 但卻與看待人間境況的意志與方法息息相關。沈從文論聞一多《死水》, 曾經如是說:

以清明的眼, 對一切人生景物凝眸, 不為愛欲所炫目, 不為污穢所惡心, 同時, 也不為塵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厭煩而有所逃遁;永遠是那么看, 那么透明的看, 細小處, 幽僻處, 在詩人的眼中, 皆閃耀一種光明。6

從艷粉街出發, 雙雪濤前來報信。那信息的形式就是文學, 就是詩。

 

注釋:

1 逄增玉:《東北現當代文學與文化論稿》,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年版, 第十章。

2 劉小楓:《“詩言志”的內傳理解--廖平的〈詩緯〉新解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 《安徽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三期。

3 趙汀陽:《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 中信出版社, 2016年版, 第17頁。

4 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年版。

5 陶東風:《本能、革命、精神勝利法--評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 《文藝研究》2015年第三期。

6 沈從文:《論聞一多〈死水〉》, 《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 北岳文藝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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